“少工作”可以解决几乎所有世界性难题？
假如你去问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21世纪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他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答你：闲暇时间。
1930年夏天，大萧条前夕，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马德里开了一场古怪的讲座。此前，他已经就一些新颖的观点向他的一些剑桥学生征求了意见，他决定通过一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讲稿公开这些观点。
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前景。
在凯恩斯参观马德里期间，那里可谓一团混乱。失业率飙升势头失控、法西斯主义抬头，而苏联正积极招募支持者。几年后，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将爆发。那么，为什么说闲暇时间是最大的挑战？在那个夏天，凯恩斯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怪人。
“现在，关于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他写道，“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19世纪代表性的经济突飞猛进时代已经结束......”这么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贫困蔓延，国际形势愈发紧张，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球产业“还魂”。
在一个处于灾难边缘的城市，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却大胆地给出一个违反常理的预测。凯恩斯认为，到2030年,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如何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他预计，除非政治家犯了“灾难性的错误”(比如在经济危机期间采取紧缩政策)，西方的生活水平一个世纪内将比1930年提高至少四倍。
那么结论是？到2030年，我们将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
拥有充裕闲暇时间的未来
凯恩斯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预测未来人们将拥有充裕闲暇时间的人。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美国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已经预言：终有一天，人们每天只需工四小时就足够。除此之外的生活都是“休闲和愉悦”。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也同样期待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够有时间“上午狩猎，下午捕鱼，傍晚养牛，晚餐后进行评论……即使这个人不是猎人、 渔夫、 牧人或者评论家。”
大约在同一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主张，更多财富的最佳用途是换来更多闲暇。密尔反对他的对手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宣称的“工作的真理”，并相对提出了“闲暇的真理”。巧的是，卡莱尔也是奴隶制的一大支持者。根据密尔的观点，技术应该尽可能减少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各种各样的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进步。”他写道，“生活的艺术同样会得到极大的改善空间。”
然而，工业革命的到来除了推动了19世纪爆炸式的经济增长外，也带来了与闲暇完全相反的一面。1300年，英国农民为了维持生活每年需要工作1500小时。密尔那个年代，工厂工人必须投入两倍的时间，才仅仅能够生存。在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一周7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没有假期，没有周末——已是常态，甚至连孩子们也是这样。“穷人要度假干什么？”19世纪末一位英国公爵夫人问道，“他们应该工作！”太多的空闲时间只会滋生邪恶。
无论如何，大约从1850年开始，工业革命创造的繁荣逐渐惠及下层阶级。时间就是金钱。1855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石匠们率先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到那个世纪末，一些国家的每周工时已经降至60小时。诺贝尔奖得主、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曾在1900年预测说，按照这个速度，到2000年工人们每天只需工作两个小时。
雇主们自然是抵制的。1926年，当32名杰出的美国商人被问及他们对于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看法时，只有两人认为这一做法有其优点。另外30人均认为，更多的空闲时间只会导致更高的犯罪率、债务以及堕落。然而，正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业内的巨头、福特公司的创始人和T型车的创造者——在同一年，成为了第一个推行五天工作制的人。
人们都认为他疯了。但他们都紧随了他的步伐。
作为一个彻底的资本家和生产线背后的决策者，亨利·福特发现较短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提高了工人们的生产效率。他观察到，闲暇时间是一项“冷酷的商业现实”。休息充沛的工人更加高效。此外，如果工人们从早到晚都呆在工厂工作，而没有空闲时间去做公路旅行或开车兜风，那么他们也永远不会买他的汽车。就像福特曾跟一位记者说的那样：“我们曾认为闲暇时间对工人来说不过是‘时间损失’或是一种阶级特权，现在是时候摆脱这样的想法了。”
随后十年内，怀疑者们就被说服了。全国制造商协会（简称NAM）20年之前曾警告称，较短的工作时间会破坏经济；但改组织当时却骄傲地宣传，美国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享受着最新获得的闲暇时光，工人们很快就开着福特汽车驶过NAM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美国之路，别无他处”（There is no way like the American way）。
劳动的终结
似乎所有迹象都表明，马克思、密尔、凯恩斯、福特这些伟大思想家们的预言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193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引入“一周30小时工作制”的法案。尽管来自行业的压力使得该法案在众议院受阻，但工会仍然将缩短工作时间作为首要任务。二战后，人们的闲暇时间持续增加。1956年，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向美国人承诺，“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他们每周只需工作四天。
凯恩斯的大胆预测不证自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报告预计，到2000年，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4个小时，而每年至少能有七个星期的假期。知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更是预计，未来只需2%的人口就能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工作很快将是留给精英们的事了。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思想家开始表达他们的担忧。曾获普利策奖的政治科学家塞巴斯蒂安·葛拉齐亚（Sebastian de Grazia）告诉美联社记者：“我们有理由担心……自由时间，被迫多出来的自由的时间，会带来无休止的无聊、懒散、道德败坏，并导致个人暴力行为增多。”1974年，美国内政部敲起了警钟，宣称“闲暇时间，被很多人视为天堂的象征，但这很可能成为未来最复杂的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在当时，对于历史最终会如何发展，人们是确信无疑的。大约在1970年，社会学家还自信地谈到了即将到来的“劳动的终结”。人类将要面临一场真正的“闲暇革命”。
被遗忘的梦想
然而，历史发生了转折。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对工时的削减突然停止。经济增长换来的并不是更多闲暇时间，反而是事务缠身。澳大利亚、奥地利、挪威、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都停止削减每周工时。在美国，每周的工时实际上在增加。在每周40小时工作制写入法律70年后，四分之三的劳动力每周工作都超过了40个小时。
就连荷兰公民——荷兰是世界上每周工时最短的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都感受到了工作、加班、赡养以及教育负担不断加重。荷兰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因为时间压力而不堪重负，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习惯性加班，而八分之一的劳动力遭遇过劳症状。
更重要的是，工作和闲暇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厘清。哈佛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欧洲、 亚洲和北美地区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如今每周花在“工作或‘监控’工作”、以及保持联系”上的时间达到80到90个小时。英国一项研究显示，智能手机使普通员工每年多工作460多个小时——将近三个星期。
可以肯定地说，思想家们的预言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距离凯恩斯语言还相去甚远。大约在2000年时，法国、荷兰和美国等国家的富裕程度已经是1930年的五倍。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闲暇和无聊，而是压力和不确定性。
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方法
最近有一个朋友问我：“少工作”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却想反问：有什么问题是“少工作”不能解决的吗？
压力？无数的研究表明，“少工作”的人都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在最近一项针对职业女性的调查里，德国研究人员甚至量化了“完美的一天”。在“完美的一天”里，占比（106分钟）的是“亲密关系”。位于列表最底部的是“工作”（36分钟）和“通勤”（33分钟）。研究者实在地指出：“为了使幸福感最大化，工作和消费（这能增加GDP）在人们日常活动中的比重也许应该比现在更小些。”
事故？加班是致命的。过长的工作时间会导致更多的失误：疲累的外科医生更易出现闪失，而休息太少的士兵容易打偏。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工作过量的管理者常常被证明在灾难性事故中犯下了致命错误。在过去十年中引发最大灾难的金融部门也绝对是深陷加班状态——这并不是巧合。
气候变化？如果全世界都能采用更短工时制，那就可以将本世纪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半。每周工时更短的国家，“生态足迹”也更小。减少消费需要从减少工作开始——或者更好的是——从“通过休闲来消费我们的经济硕果”开始。
失业？很明显，你不能简单地把工作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劳动力市场不是抢板凳游戏，不是人人都可以随意坐到任何一个座位上的，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分配位置。不过，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共享工作——即将传统上分配给一个全职员工的工作量分给两位兼职员工——对解决上次危机大有帮助。特别是在失业率上升和供过于求的经济衰退期，共享职位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冲击。
女性解放？每周工时更短的国家一向是性别更平等的国家。核心问题是实现更公平的工作分配。只有男性开始分担做饭、打扫卫生及其它家务，女性才能够自由地充分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参与。换句话说，女性解放是一个事关男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变化也并不仅仅依赖于男性个体的选择；立法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瑞典是全世界男性和女性时间差距最小的地方，这个国家有着很好的针对儿童保育和陪产假的制度。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即便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也希望能继续工作。但当三十岁出头的人们为了家庭责任以及抵押贷款埋头于工作，老年人很难获得聘用，虽然我们已经证明了（少量的）工作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因此，除了男女之间需要更平等地分配任务外，两代人间也需要如此。现在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也许能很好地继续工作到八十岁。作为交换，他们可以不必每周工作40个小时，也许可以是30小时，甚至是20小时。“20世纪我们经历了财富的再分配。”一位顶尖人口统计学家发现，“本世纪，再分配将在工作时间范畴内展开。”
不平等？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恰恰是那些每周工时最长的国家。穷人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却只能勉强度日，而富人发现请假越来越“贵”了，因为他们时薪越来越高了。
在19世纪时，有钱人拒绝挽起袖子干活是很正常的。工作都是由农民来做的。一个人做得越多，就越穷。但此后，社会习俗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过度的工作和压力是地位的象征。抱怨工作过多往往只是在含蓄地表示自己很重要，并试图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贫富差距扩大的国家里，对一个人来说，时间几乎等同于失业和懒惰。
但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如此。我们完全能够削减我们的每周工时。这样不仅能使整个社会更加健康，还将终止那些无止境却毫无意义的、甚至完全有害的任务（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英国劳动者中高达37％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一份“垃圾工作”）。人人享有基本收入保障，这是让人们有机会去完成更多虽无薪水、但却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照顾孩子和老人）的最佳方式。
美好生活
在我写书的过程中，当我告诉人们我写的是本世纪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时，他们的兴趣立刻被激发了。我写的是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当我告诉他们我的主题是闲暇时，他们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难道每个人不都是无时无刻地粘在电视机前？”
这让我想起了19世纪那些严肃的牧师和推销员，他们认为平民无法获得投票权或体面的工资，抑或是闲暇时间。他们还让我想起那些支持每周70小时工作制，认为这是抵制酗酒的有效手段的人。但讽刺的是，恰恰是在那些人们超负荷工作的工业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借酒浇愁。
现在，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但情况是一样的：在人们超负荷工作的国家，如日本、土耳其，当然，还有美国，人们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多得荒唐。在美国，人们一天最多看5小时的电视，一生中看电视的时间加起来就是九年。美国孩子花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是在学校里的一半。
然而，真正的闲暇既不是一种奢侈，也不是一种恶习。闲暇之于大脑，就像维生素C之于我们的身体那样重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临终前去想：“如果我能在办公室里多花几个小时或是在电视机前多坐一会儿就好了。”
当然，要把握好大量的空闲时间并非易事。21世纪的教育不仅要让人们为进入职场做好准备，而且（也更重要的是）要为生活做好准备。“人们在他们休闲时间是不会感觉累的。“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932年这样写道，“只有娱乐活动消极和无趣时，他们才不会有需求。”
只要我们花些时间，我们就能掌控美好生活。
本文来源于Rutger Bregman的《Utopia for Realists: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pen Borders, and a 15-Hour Workweek》一书。
（翻译：冯陈朗 编辑：张晓添）
来源：界面
1930年夏天，大萧条前夕，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马德里开了一场古怪的讲座。此前，他已经就一些新颖的观点向他的一些剑桥学生征求了意见，他决定通过一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讲稿公开这些观点。
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的经济前景。
在凯恩斯参观马德里期间，那里可谓一团混乱。失业率飙升势头失控、法西斯主义抬头，而苏联正积极招募支持者。几年后，一场毁灭性的内战将爆发。那么，为什么说闲暇时间是最大的挑战？在那个夏天，凯恩斯仿佛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怪人。
“现在，关于经济前景的悲观论调不绝于耳。”他写道，“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19世纪代表性的经济突飞猛进时代已经结束......”这么说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贫困蔓延，国际形势愈发紧张，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使全球产业“还魂”。
在一个处于灾难边缘的城市，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却大胆地给出一个违反常理的预测。凯恩斯认为，到2030年,人类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最大挑战：如何利用大量的空闲时间。他预计，除非政治家犯了“灾难性的错误”(比如在经济危机期间采取紧缩政策)，西方的生活水平一个世纪内将比1930年提高至少四倍。
那么结论是？到2030年，我们将每周只需工作15小时。
拥有充裕闲暇时间的未来
凯恩斯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预测未来人们将拥有充裕闲暇时间的人。早在一个半世纪以前，美国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就已经预言：终有一天，人们每天只需工四小时就足够。除此之外的生活都是“休闲和愉悦”。卡尔·马克思（Karl Marx）也同样期待有一天每个人都能够有时间“上午狩猎，下午捕鱼，傍晚养牛，晚餐后进行评论……即使这个人不是猎人、 渔夫、 牧人或者评论家。”
大约在同一时期，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家、英国哲学家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主张，更多财富的最佳用途是换来更多闲暇。密尔反对他的对手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所宣称的“工作的真理”，并相对提出了“闲暇的真理”。巧的是，卡莱尔也是奴隶制的一大支持者。根据密尔的观点，技术应该尽可能减少人们每周的工作时间。“各种各样的精神文化、道德和社会将出现前所未有的大进步。”他写道，“生活的艺术同样会得到极大的改善空间。”
然而，工业革命的到来除了推动了19世纪爆炸式的经济增长外，也带来了与闲暇完全相反的一面。1300年，英国农民为了维持生活每年需要工作1500小时。密尔那个年代，工厂工人必须投入两倍的时间，才仅仅能够生存。在像曼彻斯特这样的城市，一周70个小时的工作时间——没有假期，没有周末——已是常态，甚至连孩子们也是这样。“穷人要度假干什么？”19世纪末一位英国公爵夫人问道，“他们应该工作！”太多的空闲时间只会滋生邪恶。
无论如何，大约从1850年开始，工业革命创造的繁荣逐渐惠及下层阶级。时间就是金钱。1855年，澳大利亚墨尔本的石匠们率先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到那个世纪末，一些国家的每周工时已经降至60小时。诺贝尔奖得主、剧作家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 ）曾在1900年预测说，按照这个速度，到2000年工人们每天只需工作两个小时。
雇主们自然是抵制的。1926年，当32名杰出的美国商人被问及他们对于缩短每周工作时间的看法时，只有两人认为这一做法有其优点。另外30人均认为，更多的空闲时间只会导致更高的犯罪率、债务以及堕落。然而，正是亨利·福特（Henry Ford）——业内的巨头、福特公司的创始人和T型车的创造者——在同一年，成为了第一个推行五天工作制的人。
人们都认为他疯了。但他们都紧随了他的步伐。
作为一个彻底的资本家和生产线背后的决策者，亨利·福特发现较短的工作时间实际上提高了工人们的生产效率。他观察到，闲暇时间是一项“冷酷的商业现实”。休息充沛的工人更加高效。此外，如果工人们从早到晚都呆在工厂工作，而没有空闲时间去做公路旅行或开车兜风，那么他们也永远不会买他的汽车。就像福特曾跟一位记者说的那样：“我们曾认为闲暇时间对工人来说不过是‘时间损失’或是一种阶级特权，现在是时候摆脱这样的想法了。”
随后十年内，怀疑者们就被说服了。全国制造商协会（简称NAM）20年之前曾警告称，较短的工作时间会破坏经济；但改组织当时却骄傲地宣传，美国是世界上工作时间最短的国家。享受着最新获得的闲暇时光，工人们很快就开着福特汽车驶过NAM的广告牌，上面写着：“美国之路，别无他处”（There is no way like the American way）。
劳动的终结
似乎所有迹象都表明，马克思、密尔、凯恩斯、福特这些伟大思想家们的预言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1933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一项引入“一周30小时工作制”的法案。尽管来自行业的压力使得该法案在众议院受阻，但工会仍然将缩短工作时间作为首要任务。二战后，人们的闲暇时间持续增加。1956年，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向美国人承诺，“在不太遥远的未来”，他们每周只需工作四天。
凯恩斯的大胆预测不证自明。20世纪60年代中期，参议院一个委员会的报告预计，到2000年，人们每周只需工作14个小时，而每年至少能有七个星期的假期。知名智库、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更是预计，未来只需2%的人口就能生产出社会所需要的一切。工作很快将是留给精英们的事了。
到了上世纪60年代后期，一些思想家开始表达他们的担忧。曾获普利策奖的政治科学家塞巴斯蒂安·葛拉齐亚（Sebastian de Grazia）告诉美联社记者：“我们有理由担心……自由时间，被迫多出来的自由的时间，会带来无休止的无聊、懒散、道德败坏，并导致个人暴力行为增多。”1974年，美国内政部敲起了警钟，宣称“闲暇时间，被很多人视为天堂的象征，但这很可能成为未来最复杂的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担忧，但在当时，对于历史最终会如何发展，人们是确信无疑的。大约在1970年，社会学家还自信地谈到了即将到来的“劳动的终结”。人类将要面临一场真正的“闲暇革命”。
被遗忘的梦想
然而，历史发生了转折。
到了上世纪80年代，对工时的削减突然停止。经济增长换来的并不是更多闲暇时间，反而是事务缠身。澳大利亚、奥地利、挪威、西班牙和英国等国家都停止削减每周工时。在美国，每周的工时实际上在增加。在每周40小时工作制写入法律70年后，四分之三的劳动力每周工作都超过了40个小时。
就连荷兰公民——荷兰是世界上每周工时最短的国家——自1980年代以来都感受到了工作、加班、赡养以及教育负担不断加重。荷兰有四分之三的劳动力因为时间压力而不堪重负，四分之一的劳动力习惯性加班，而八分之一的劳动力遭遇过劳症状。
更重要的是，工作和闲暇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厘清。哈佛商学院的一项研究表明，由于现代技术的发展，欧洲、 亚洲和北美地区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士如今每周花在“工作或‘监控’工作”、以及保持联系”上的时间达到80到90个小时。英国一项研究显示，智能手机使普通员工每年多工作460多个小时——将近三个星期。
可以肯定地说，思想家们的预言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距离凯恩斯语言还相去甚远。大约在2000年时，法国、荷兰和美国等国家的富裕程度已经是1930年的五倍。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我们最大的挑战不是闲暇和无聊，而是压力和不确定性。
解决（几乎）所有问题的方法
最近有一个朋友问我：“少工作”到底能解决什么问题？
我却想反问：有什么问题是“少工作”不能解决的吗？
压力？无数的研究表明，“少工作”的人都比较满意自己的生活。在最近一项针对职业女性的调查里，德国研究人员甚至量化了“完美的一天”。在“完美的一天”里，占比（106分钟）的是“亲密关系”。位于列表最底部的是“工作”（36分钟）和“通勤”（33分钟）。研究者实在地指出：“为了使幸福感最大化，工作和消费（这能增加GDP）在人们日常活动中的比重也许应该比现在更小些。”
事故？加班是致命的。过长的工作时间会导致更多的失误：疲累的外科医生更易出现闪失，而休息太少的士兵容易打偏。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到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工作过量的管理者常常被证明在灾难性事故中犯下了致命错误。在过去十年中引发最大灾难的金融部门也绝对是深陷加班状态——这并不是巧合。
气候变化？如果全世界都能采用更短工时制，那就可以将本世纪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少一半。每周工时更短的国家，“生态足迹”也更小。减少消费需要从减少工作开始——或者更好的是——从“通过休闲来消费我们的经济硕果”开始。
失业？很明显，你不能简单地把工作分成一小块一小块。劳动力市场不是抢板凳游戏，不是人人都可以随意坐到任何一个座位上的，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分配位置。不过，国际劳工组织的研究人员已经得出结论，共享工作——即将传统上分配给一个全职员工的工作量分给两位兼职员工——对解决上次危机大有帮助。特别是在失业率上升和供过于求的经济衰退期，共享职位可以帮助我们抵御冲击。
女性解放？每周工时更短的国家一向是性别更平等的国家。核心问题是实现更公平的工作分配。只有男性开始分担做饭、打扫卫生及其它家务，女性才能够自由地充分进行更广泛的经济参与。换句话说，女性解放是一个事关男性的问题。但是，这些变化也并不仅仅依赖于男性个体的选择；立法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瑞典是全世界男性和女性时间差距最小的地方，这个国家有着很好的针对儿童保育和陪产假的制度。
人口老龄化？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即便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也希望能继续工作。但当三十岁出头的人们为了家庭责任以及抵押贷款埋头于工作，老年人很难获得聘用，虽然我们已经证明了（少量的）工作对健康是有好处的。因此，除了男女之间需要更平等地分配任务外，两代人间也需要如此。现在刚刚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也许能很好地继续工作到八十岁。作为交换，他们可以不必每周工作40个小时，也许可以是30小时，甚至是20小时。“20世纪我们经历了财富的再分配。”一位顶尖人口统计学家发现，“本世纪，再分配将在工作时间范畴内展开。”
不平等？贫富差距最大的国家恰恰是那些每周工时最长的国家。穷人工作的时间越来越长却只能勉强度日，而富人发现请假越来越“贵”了，因为他们时薪越来越高了。
在19世纪时，有钱人拒绝挽起袖子干活是很正常的。工作都是由农民来做的。一个人做得越多，就越穷。但此后，社会习俗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过度的工作和压力是地位的象征。抱怨工作过多往往只是在含蓄地表示自己很重要，并试图引起人们的关注。在贫富差距扩大的国家里，对一个人来说，时间几乎等同于失业和懒惰。
但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如此。我们完全能够削减我们的每周工时。这样不仅能使整个社会更加健康，还将终止那些无止境却毫无意义的、甚至完全有害的任务（最近的一次民意调查发现，英国劳动者中高达37％的人认为自己的工作是一份“垃圾工作”）。人人享有基本收入保障，这是让人们有机会去完成更多虽无薪水、但却非常重要的工作（比如照顾孩子和老人）的最佳方式。
美好生活
在我写书的过程中，当我告诉人们我写的是本世纪人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时，他们的兴趣立刻被激发了。我写的是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还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而当我告诉他们我的主题是闲暇时，他们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难道每个人不都是无时无刻地粘在电视机前？”
这让我想起了19世纪那些严肃的牧师和推销员，他们认为平民无法获得投票权或体面的工资，抑或是闲暇时间。他们还让我想起那些支持每周70小时工作制，认为这是抵制酗酒的有效手段的人。但讽刺的是，恰恰是在那些人们超负荷工作的工业城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借酒浇愁。
现在，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同的时代，但情况是一样的：在人们超负荷工作的国家，如日本、土耳其，当然，还有美国，人们花在看电视上的时间多得荒唐。在美国，人们一天最多看5小时的电视，一生中看电视的时间加起来就是九年。美国孩子花在电视机前的时间是在学校里的一半。
然而，真正的闲暇既不是一种奢侈，也不是一种恶习。闲暇之于大脑，就像维生素C之于我们的身体那样重要。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在临终前去想：“如果我能在办公室里多花几个小时或是在电视机前多坐一会儿就好了。”
当然，要把握好大量的空闲时间并非易事。21世纪的教育不仅要让人们为进入职场做好准备，而且（也更重要的是）要为生活做好准备。“人们在他们休闲时间是不会感觉累的。“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1932年这样写道，“只有娱乐活动消极和无趣时，他们才不会有需求。”
只要我们花些时间，我们就能掌控美好生活。
本文来源于Rutger Bregman的《Utopia for Realists: The Case for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Open Borders, and a 15-Hour Workweek》一书。
（翻译：冯陈朗 编辑：张晓添）
来源：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