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有人相信阴谋论？
巴黎恐怖袭击其实是政府所为、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是政府用来控制人口的手段、登月是假的…这些阴谋论为何层出不穷而且会越传越快？
“《最终幻想7》(Final Fantasy VII)是我很期待的一部电影，我记得当我读到关于它两年后才上映的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失望的，因为两年之内我们都会处于军事控制之下了。”那是在2004年的时候，来自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马修▪埃利奥特正深陷阴谋论论调之中。
在911事件的余震下，当时年仅19岁的他头一回听说到了阴谋论。“当时看起来那个认为我们可能被袭击的说法非常高深莫测。”他现在事后回顾地说道。为了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无意间发现了臭名昭著的“阴谋论者” （truther）运动，他们把暴行的根源都归结在美国政府头上。
“大多数阴谋论散播的方式，是总是把一件事同另一件事联系起来。所以那时我坚信一个叫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统治集团在默默操纵着这一切。这将会导致军事管制和我们的自由被剥夺，”他说。
十年之后，34岁的埃利奥特成为了一个“正在恢复的”阴谋论者，他不再理睬那些认为凡事都有隐情以及强权正在侵犯平民利益的观点。这样的思想改变是逐渐发生的，但是他现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与以往完全不同了。“你甚至不能让美国全部50个州的人们对某些事保持一致看法，如果你想说服欧洲人和亚洲人，那我只能祝你好运。”
埃利奥特对911事件带来的创伤的反应一点儿也不反常。这次袭击实在是太前所未有了，太具有破坏性了。我们许多人都挣扎着来慢慢理解它。早期的报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就是令人困惑的，这使得有些人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官方对这次事件的说法，这其中还有一些人支持某种需要大量伪证和协调才能说得通的解释。
这并不使我们吃惊，每次有全球大事发生就会重复上演这样的阴谋论。巴黎暴恐事件之后，阴谋论就再次抬头了。在巴黎暴恐袭击后的一天之内，就有人发布博文认为这次事件是政府所为，即所谓的“伪旗”（false flag）行动。这种论调认为ISIS是西方政府蓄意制造出来的东西。最近，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疑凶之一赛义▪德法鲁克的家庭律师的一席话再次激发了阴谋论的猜测，他说：“现在有很多动机要来强调或制造一些事件，以呼吁枪支管制，或挑起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和仇恨。”
关于全球事件的全天候报道也意味着将有持续不断的危机和动乱让我们进行解读。关于幕后看不见的手操纵一切的故事，是我们茶余饭后娱乐的猛料。从007幽灵党头头Blofeld到《伦敦谍影》（一部今年颇受好评的英国电影）里的巴洛克阴谋，它们都体现了这种偏执式的阴谋论情结。
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社会心理学教授维伦▪斯瓦米（Viren Swami）说，这并不是说阴谋论的观念变得更加地普遍，虽然研究还没有完成，但是有大量证据暗示，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依然比较稳定。其中变化的是：新阴谋论的形成速度越来越快。“这是全球日益整合的一个特征，”他说，“互联网使得一切都加快了步伐，让有阴谋论倾向的人们可以相互联系并形成他们共同的看法。作为对比，关于珍珠港事件的阴谋论当时酝酿了好几个月才形成。”
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凯伦▪道格拉斯（Karen Douglas），也对此看法表示认同。她说：“近些年来，人们的交流模式改变了不少。即使人们只是对官方说法有一点点的怀疑，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相关的阴谋论。上网发现那些和你有相同想法的人易如反掌。”
每个人都倾向于这种思维方式吗？还是只有一小撮人如此？道格拉斯认为阴谋论式的思考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常见。“最近研究表明约半数的美国人至少相信一个阴谋论，”她说，“我们是说普通的美国人，那些你可能走在街上就会遇到的人。”
新书《疑团》（Suspicious Minds）的作者罗伯▪布拉泽顿也持这样的观点，他的这本书研究了那些让我们相信阴谋论的因素。他警告说，由于人人都有怀疑的心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要小心做出判断。人的认知模式以及对威胁的敏感是帮助我们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的法宝。“阴谋论的书倾向于从揭露的角度出发，而我却想采取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式，我想避免所有关于那些阴谋论是对是错的讨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说，“意向性偏差、比例偏差、证实偏差。那些怪念头根植于我们的脑海，引导我们去相信离奇的事，我们甚至觉察不到这才是我们相信它们的真实原因。”
布拉泽顿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原因不明朗的事情发生，我们总倾向于带着偏见假定它是被蓄意制造的——有人精心安排了一切，并且幕后有某种目的或某个机构，而不是觉得这只是一次偶然或者一场混乱，或某件事导致的意外结果。”他说，这是一种意向性偏差，从儿童时期就可以被发现。“如果你问一个小孩某人为何打喷嚏，小孩会认为那个人是故意的，并且那个人一定是真的喜欢打喷嚏。只有四五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不是每件事都是大家故意的，自那时起，我们才能够避免做出这种自动的判断。但是研究表明，直到成年时期，这种思想仍会伴随着我们。”
举个例子，研究表明，当人们喝酒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把模棱两可的行为当成故意的行为。“比如，你在一个酒吧里，有人推搡你并弄洒了你的酒，如果当时你只喝了第一杯，你或许会把它当做无心的错误而一笔勾销；但是如果这时你已经几杯酒下肚，你就很可能认为他是故意的，并且这是一个侵犯性的举动。”
就像大部分人格特质一样，意向性偏差的倾向在不同人之间也存在差异， “有的人比别人更爱疑神疑鬼。”布拉泽顿解释道，敏感性和对阴谋论的信任程度之间也有一部分虽小但实实在在的关联。
当然，外部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对于莱恩而言（他让我替他保密他的姓，所以这里省去他的全名），一个有超凡魅力的人对他的影响十分关键。这个人就是约翰尼，他的朋友兼乐队伙伴。约翰尼曾向他展示关于各国政府的书和CD，并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与此同时，约翰尼还引导他走近了“阴谋论者” 运动。“他介绍给了我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音乐，并且我特别喜欢。”在他最相信阴谋论的时候，他承认他接受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包括：“化学凝结尾”(chemtrails)论——该阴谋论认为飞机尾气包含着有毒化学物质，并且它们的释放是为了征服或残害人类；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是政府为了控制人口释放的病毒；登陆月球是伪造；以及从杏树上提取的苦杏仁苷其实能够有效治疗癌症，但是这种疗法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禁止了，并被称为骗人把戏，为的是保护大型制药公司的利益。
“我让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你总是想叫醒那些你最爱的人，让他们‘清醒’。但最后往往是以尴尬的争吵和辩论收场。”他说。
但是除了给那些他周围亲近的人带来痛苦以外，莱恩离经叛道的想法本身是否有害呢？凯伦▪道格拉斯(Karen Douglas)认为也不能把所有这些阴谋论说得一文不值：“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一定有积极的结果。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单纯接受政府、官员们、医药公司或无论是谁的说辞，那么我们就成了一群言听计从的羔羊，真的。”
另一方面，部分阴谋论对人的行为造成有害的影响。道格拉斯自己的研究表明，涉及英国政府与戴安娜王妃死亡有关的阴谋论减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类似的，那些听说了有关“气候变化不过是科学家为了骗取资金而搞的把戏”此类言论的人，他们更不愿意采取行动减少自己的碳足迹。而反-疫苗阴谋也让人们更不情愿给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这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公共健康危机。
那么我们应该扑灭阴谋论吗？布拉泽顿认为阴谋论是我们大脑进化的自然选择。不止如此，如果试图反驳它们，可能会事与愿违。“任何时候，当你开始试图反驳阴谋论时，对于那些真正相信它们的人来说，这正是当阴谋论成真时他们期望看到的。”他说。
斯瓦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所做的实验表明阻断阴谋论的思维传播途径是可能的。“怎么做？斯瓦米发现那些在接受语言实验中被鼓励自主分析思考的实验对象在后来的生活中更不容易接受阴谋论。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教育可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层面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推广独立分析思考的方法，教授批判性思维技巧。”但这并不是全部。当人们相信自己的代表们，且能够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并相信他们不是腐败的，人们就比较不会去相信那些小道消息。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政治应尽可能的提升其透明度——当然企业透明度也是如此。“很多人之所以很难接受大企业或者政府对于一些事件的说法，是因为那些企业或政府不被信任，他们看起来像是撒谎者。”斯瓦米称。
改进的教育方式与政治和商业文化上的改变毫无疑问会有所帮助。但阴谋论也会因一些个人的原因不被人所相信。莱恩在失去了他的“宗师”后改变了他的看法。
“在约翰尼结婚生子后我和他失去了联系”，他说，“他越陷越深，但我却跟不上这样的脑力活动。“他开始寻找一些替代解释——不那么的令人兴奋，但是更令人信服。“我观察那些全国范围性质的激辩，比如总统竞选辩论。他们那些泛泛而谈讲着陈词滥调的家伙根本不可能背地里想方设法的想要囚禁或者谋杀我。如果真是那样，那他们也太失职了，因为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这是一场顿悟，真的，我很自由，我很快乐。没有任何预测中的厄运真的发生了。”对莱恩来说，在他27岁的时候，这段奇异的旅程已经结束了。那个让他与邪恶对抗的世界曾有着所有谍战片里应有的一切魅力，但是现实生活不是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更令人压抑。他到底认为是什么力量在塑造着事物呢? “大部分世上的灾祸，我更愿意认为它们是由人类的无能和贪欲导致的，以及同情心的缺失。”
来源：界面
“《最终幻想7》(Final Fantasy VII)是我很期待的一部电影，我记得当我读到关于它两年后才上映的消息时，我的第一反应是失望的，因为两年之内我们都会处于军事控制之下了。”那是在2004年的时候，来自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的马修▪埃利奥特正深陷阴谋论论调之中。
在911事件的余震下，当时年仅19岁的他头一回听说到了阴谋论。“当时看起来那个认为我们可能被袭击的说法非常高深莫测。”他现在事后回顾地说道。为了搞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无意间发现了臭名昭著的“阴谋论者” （truther）运动，他们把暴行的根源都归结在美国政府头上。
“大多数阴谋论散播的方式，是总是把一件事同另一件事联系起来。所以那时我坚信一个叫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的统治集团在默默操纵着这一切。这将会导致军事管制和我们的自由被剥夺，”他说。
十年之后，34岁的埃利奥特成为了一个“正在恢复的”阴谋论者，他不再理睬那些认为凡事都有隐情以及强权正在侵犯平民利益的观点。这样的思想改变是逐渐发生的，但是他现在看待问题的方式与以往完全不同了。“你甚至不能让美国全部50个州的人们对某些事保持一致看法，如果你想说服欧洲人和亚洲人，那我只能祝你好运。”
埃利奥特对911事件带来的创伤的反应一点儿也不反常。这次袭击实在是太前所未有了，太具有破坏性了。我们许多人都挣扎着来慢慢理解它。早期的报道不是自相矛盾的就是令人困惑的，这使得有些人用怀疑的态度来对待官方对这次事件的说法，这其中还有一些人支持某种需要大量伪证和协调才能说得通的解释。
这并不使我们吃惊，每次有全球大事发生就会重复上演这样的阴谋论。巴黎暴恐事件之后，阴谋论就再次抬头了。在巴黎暴恐袭击后的一天之内，就有人发布博文认为这次事件是政府所为，即所谓的“伪旗”（false flag）行动。这种论调认为ISIS是西方政府蓄意制造出来的东西。最近，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疑凶之一赛义▪德法鲁克的家庭律师的一席话再次激发了阴谋论的猜测，他说：“现在有很多动机要来强调或制造一些事件，以呼吁枪支管制，或挑起对穆斯林群体的歧视和仇恨。”
关于全球事件的全天候报道也意味着将有持续不断的危机和动乱让我们进行解读。关于幕后看不见的手操纵一切的故事，是我们茶余饭后娱乐的猛料。从007幽灵党头头Blofeld到《伦敦谍影》（一部今年颇受好评的英国电影）里的巴洛克阴谋，它们都体现了这种偏执式的阴谋论情结。
英国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Anglia Ruskin)社会心理学教授维伦▪斯瓦米（Viren Swami）说，这并不是说阴谋论的观念变得更加地普遍，虽然研究还没有完成，但是有大量证据暗示，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对阴谋论的相信程度依然比较稳定。其中变化的是：新阴谋论的形成速度越来越快。“这是全球日益整合的一个特征，”他说，“互联网使得一切都加快了步伐，让有阴谋论倾向的人们可以相互联系并形成他们共同的看法。作为对比，关于珍珠港事件的阴谋论当时酝酿了好几个月才形成。”
另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凯伦▪道格拉斯（Karen Douglas），也对此看法表示认同。她说：“近些年来，人们的交流模式改变了不少。即使人们只是对官方说法有一点点的怀疑，他们也能轻而易举地找到相关的阴谋论。上网发现那些和你有相同想法的人易如反掌。”
每个人都倾向于这种思维方式吗？还是只有一小撮人如此？道格拉斯认为阴谋论式的思考方式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常见。“最近研究表明约半数的美国人至少相信一个阴谋论，”她说，“我们是说普通的美国人，那些你可能走在街上就会遇到的人。”
新书《疑团》（Suspicious Minds）的作者罗伯▪布拉泽顿也持这样的观点，他的这本书研究了那些让我们相信阴谋论的因素。他警告说，由于人人都有怀疑的心理，我们有充足的理由要小心做出判断。人的认知模式以及对威胁的敏感是帮助我们在弱肉强食的世界生存的法宝。“阴谋论的书倾向于从揭露的角度出发，而我却想采取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式，我想避免所有关于那些阴谋论是对是错的讨论，从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问题，”他说，“意向性偏差、比例偏差、证实偏差。那些怪念头根植于我们的脑海，引导我们去相信离奇的事，我们甚至觉察不到这才是我们相信它们的真实原因。”
布拉泽顿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原因不明朗的事情发生，我们总倾向于带着偏见假定它是被蓄意制造的——有人精心安排了一切，并且幕后有某种目的或某个机构，而不是觉得这只是一次偶然或者一场混乱，或某件事导致的意外结果。”他说，这是一种意向性偏差，从儿童时期就可以被发现。“如果你问一个小孩某人为何打喷嚏，小孩会认为那个人是故意的，并且那个人一定是真的喜欢打喷嚏。只有四五岁的时候我们才知道不是每件事都是大家故意的，自那时起，我们才能够避免做出这种自动的判断。但是研究表明，直到成年时期，这种思想仍会伴随着我们。”
举个例子，研究表明，当人们喝酒的时候，他们更倾向于把模棱两可的行为当成故意的行为。“比如，你在一个酒吧里，有人推搡你并弄洒了你的酒，如果当时你只喝了第一杯，你或许会把它当做无心的错误而一笔勾销；但是如果这时你已经几杯酒下肚，你就很可能认为他是故意的，并且这是一个侵犯性的举动。”
就像大部分人格特质一样，意向性偏差的倾向在不同人之间也存在差异， “有的人比别人更爱疑神疑鬼。”布拉泽顿解释道，敏感性和对阴谋论的信任程度之间也有一部分虽小但实实在在的关联。
当然，外部因素也起了一定作用。对于莱恩而言（他让我替他保密他的姓，所以这里省去他的全名），一个有超凡魅力的人对他的影响十分关键。这个人就是约翰尼，他的朋友兼乐队伙伴。约翰尼曾向他展示关于各国政府的书和CD，并成为了他的“精神导师”。与此同时，约翰尼还引导他走近了“阴谋论者” 运动。“他介绍给了我一种我从未听到过的音乐，并且我特别喜欢。”在他最相信阴谋论的时候，他承认他接受了很多各式各样的阴谋论，包括：“化学凝结尾”(chemtrails)论——该阴谋论认为飞机尾气包含着有毒化学物质，并且它们的释放是为了征服或残害人类；艾滋病和埃博拉病毒是政府为了控制人口释放的病毒；登陆月球是伪造；以及从杏树上提取的苦杏仁苷其实能够有效治疗癌症，但是这种疗法被美国食品及药物管理局禁止了，并被称为骗人把戏，为的是保护大型制药公司的利益。
“我让自己和家人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你总是想叫醒那些你最爱的人，让他们‘清醒’。但最后往往是以尴尬的争吵和辩论收场。”他说。
但是除了给那些他周围亲近的人带来痛苦以外，莱恩离经叛道的想法本身是否有害呢？凯伦▪道格拉斯(Karen Douglas)认为也不能把所有这些阴谋论说得一文不值：“用这样的方式思考一定有积极的结果。如果每个人都只是单纯接受政府、官员们、医药公司或无论是谁的说辞，那么我们就成了一群言听计从的羔羊，真的。”
另一方面，部分阴谋论对人的行为造成有害的影响。道格拉斯自己的研究表明，涉及英国政府与戴安娜王妃死亡有关的阴谋论减少了人们参与政治的兴趣。类似的，那些听说了有关“气候变化不过是科学家为了骗取资金而搞的把戏”此类言论的人，他们更不愿意采取行动减少自己的碳足迹。而反-疫苗阴谋也让人们更不情愿给他们的孩子接种疫苗，这是一场显而易见的公共健康危机。
那么我们应该扑灭阴谋论吗？布拉泽顿认为阴谋论是我们大脑进化的自然选择。不止如此，如果试图反驳它们，可能会事与愿违。“任何时候，当你开始试图反驳阴谋论时，对于那些真正相信它们的人来说，这正是当阴谋论成真时他们期望看到的。”他说。
斯瓦米对此有不同的看法。“我们所做的实验表明阻断阴谋论的思维传播途径是可能的。“怎么做？斯瓦米发现那些在接受语言实验中被鼓励自主分析思考的实验对象在后来的生活中更不容易接受阴谋论。对他来说，这意味着教育可能会起到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层面来说，最好的方法是推广独立分析思考的方法，教授批判性思维技巧。”但这并不是全部。当人们相信自己的代表们，且能够理解他们的一举一动并相信他们不是腐败的，人们就比较不会去相信那些小道消息。这就是为什么在任何时候，政治应尽可能的提升其透明度——当然企业透明度也是如此。“很多人之所以很难接受大企业或者政府对于一些事件的说法，是因为那些企业或政府不被信任，他们看起来像是撒谎者。”斯瓦米称。
改进的教育方式与政治和商业文化上的改变毫无疑问会有所帮助。但阴谋论也会因一些个人的原因不被人所相信。莱恩在失去了他的“宗师”后改变了他的看法。
“在约翰尼结婚生子后我和他失去了联系”，他说，“他越陷越深，但我却跟不上这样的脑力活动。“他开始寻找一些替代解释——不那么的令人兴奋，但是更令人信服。“我观察那些全国范围性质的激辩，比如总统竞选辩论。他们那些泛泛而谈讲着陈词滥调的家伙根本不可能背地里想方设法的想要囚禁或者谋杀我。如果真是那样，那他们也太失职了，因为我现在活得好好的。”
“这是一场顿悟，真的，我很自由，我很快乐。没有任何预测中的厄运真的发生了。”对莱恩来说，在他27岁的时候，这段奇异的旅程已经结束了。那个让他与邪恶对抗的世界曾有着所有谍战片里应有的一切魅力，但是现实生活不是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更令人压抑。他到底认为是什么力量在塑造着事物呢? “大部分世上的灾祸，我更愿意认为它们是由人类的无能和贪欲导致的，以及同情心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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