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判了，收割你情绪的人也应当接受审判
一审结果得出，江歌案的信息废墟终于被还原为法律事实。庭审中，哪些证据和主张被法庭认可，哪些被否定，结果终于呈现在人们面前。但是令人惆怅的是，很多中国网民似乎自始至终并不关心这一点，或者可以说，不论法庭最终认定的事实为何，都不影响他们对事件的看法。江歌事件已成“后真相时代”在中国互联网的一大标本，回顾它，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命运。
什么是“后真相时代”？
江歌事件体现了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基于想象的、刻意被制造的、或稍加审慎就能识别的事实错误大行其道。比如一开始就认定江歌是为保护刘鑫而死；比如认定刘鑫躲避江母是在回避责任；比如庭审中被告陈世峰单方的辩护意见被媒体、自媒体直接当成事实报道，刷出如“刀是刘鑫递出来的”之类标题。江歌事件舆论场走向并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情感和立场一开始就决定了舆论场格局。网友立场甚至对江歌案的事实还原过程、庭审现场还产生了剧烈的纠缠和冲击。很多人认为被告激进的辩护策略，与国内舆论对刘鑫责任的过度关切有关。
2016年年底，《牛津字典》将“后真相”（post-truth）确定为年度词汇，让这个学术名词进入大众视野。它是指，“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简而言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
后真相开始被人研究是始于两件大事，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川普的当选。主张脱欧的英国政客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都被批评者称为“后真相政客”，批评者认为他们利用社会上存在的偏激情绪，对某种族群的仇恨和猜疑，不断发表煽动式言论，曲解事实，乱编故事而赢得大量支持者。
2016年《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Art of the lie》，文章把川普先生称作“后真相”政治的典型代表——在川普的世界里，奥巴马的出生地不是美国；奥巴马和希拉里创建了伊斯兰国家……这些故事没有事实依据，仅是靠断言“感觉是这样”。但他并未因此受到责罚，反而是进一步向权力顶峰进发。
其实大量的假消息并不来自于政客，而是来自于假消息生产链条。有需求就有供应，不只是政客在说谎，虚假新闻已经成为产业，甚至成为某些地方的土特产。
去年美国大选之后，有美国媒体调查发现，欧洲国家马其顿人口不足五万的小城Veles里，青少年操持着这样的买卖：跟谷歌“广告圣”Google AdSense合作，建网页刷流量挣点击率的钱（“广告圣”是谷歌开发的广告传播程序）。
在美国大选没有打响前，网上流行的关于养身和健康知识的英语网站很多出于马其顿的这些小青年之手。马其顿的网络写手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岁之间，他们对社交媒体熟门熟路。
美国大选开始以后，马其顿的网络写手们很快嗅到新的商机，从健康保健知识网改做美国政治新闻网，这种网页点击率高，来钱容易，尤其是支持川普、黑希拉里的政治新闻网页，极容易吸引眼球。
就是这些英语水平都不怎么样，纯粹以挣钱为目的的年轻人，靠着复制粘贴，一手包办了社交媒体上各种挺川反希拉里群里讨论的话题。（《欧洲小城青年以假新闻为业，顺手改变了美国历史》凌岚·腾讯大家）
人们发现，过去的一些传播常识失效了，比如过去认为信息会在自由流动中自洁，虚假的信息会被摒弃和淘汰掉，经得起检验的事实会最终浮现，但是社交媒体时代不是这样。“后真相”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有直接关联，在这里人们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
有人撒谎还不算主要的问题，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受众就愿意听这些说到心坎里的谎言，并不假思索地“转”、“评”、“赞”。
马克斯·韦伯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和事实原则已经在今天被虚无化了，那种可以在各种价值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便无偏倚地得出客观性的结论，已经明显不符合后真相时代的话语。（《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蓝江）
过去人们还是会承认“事实”比“立场”更加神圣。但是如今，谎言大行其道，是因为人们认为谎言中蕴含的“立场”比“事实”更加重要。在事实获得成本变高的时代，人们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往往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之后即使出现了相反的证据，人们也会倾向于忽视。
今天的社会，事实似乎渐渐失去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
后真相时代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后真相时代首先应归因于社交网络的发展。
“在更早的时代里，公众意见的多样性难以充分表达，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可能通过排斥和整合，控制多样性的程度，达成某种基本共识。而共识效应又反过来发挥了限制视角分化的作用。当今网络与社交传媒的发展，创建了崭新的交往与传媒方式，公共发言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门槛，‘随便什么人对随便什么问题都可以随便地说些随便的话’。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刘擎：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探索与争鸣》）
更深的原因，是认识论上的差异。
“真相的‘客观性’依赖于‘共同视角’，如果我们大多数人能够共享相同的视角，那么作为‘合理幻觉’的客观性仍然能够维持。……但坏消息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总是具有共享的视角，一旦彼此的视角存在严重冲突，仅仅诉诸事实真相对解决分歧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真相本身恰恰是分歧的焦点之一。”（刘擎）
聪明的自媒体、大V们一点也不纠结，他们很快适应。比如此次江歌事件中饱受批评的自媒体咪蒙两年前就已经这样总结了打法：
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
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
你不适合。
你看了《乌合之众》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
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
你的标题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
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适合写新媒体文章。
……
大众不是想看你怎么表达你自己。
而是想看你怎么表达我。
我想在你的文章中看到我自己，我在朋友圈转发这篇，是因为“这就是我”“我就是这么想的”“作者帮我说了我想说的”。
所以，好的文章，要体察到人性的痛点，表达大众的情感共鸣。
——《如何写出阅读量100万+的微信爆款文章？》
江歌事件中还有的新媒体大v美其名曰挖掘人性，其实也是在利用人性，利用后真相时代的传播特征。
怎样走出后真相时代的困境？
个人或者群体如何走出后真相时代？有人给出的建议是：不断提高“媒商”，不犯懒、不盲从，勤疑问、勤思考、勤核实……
不过这些主张很可能收效甚微，因为如前文所述，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并不是因为人们懒惰无知，也不全是因为有人不断在搅浑水，根源是人们表面在意真相，其实不在意，偏见大行其道，共同视角遗失。
应该说克服偏见，寻找看问题的基础的共同视角才是走出后真相时代的重要方向。
此次日本庭审受到很多中国网民的肯定，在于它完整体现了司法的重大价值——司法对民粹（民意）的制衡，背后是专业主义、逻辑能力和程序意识在起作用。
如果专业主义精神、逻辑能力和程序等法律意识等等这些文明成果能被社会中普通人共同在意，能成为看问题的基础共同视角，后真相就有可能被制衡。而这些精神要普及，甚至于要形成合力，至少有一个条件是，社交媒体大环境中，不急功近利的、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自媒体越来越多。
来源：今日话题
作者：郭墨墨
什么是“后真相时代”？
江歌事件体现了后真相时代的特征：基于想象的、刻意被制造的、或稍加审慎就能识别的事实错误大行其道。比如一开始就认定江歌是为保护刘鑫而死；比如认定刘鑫躲避江母是在回避责任；比如庭审中被告陈世峰单方的辩护意见被媒体、自媒体直接当成事实报道，刷出如“刀是刘鑫递出来的”之类标题。江歌事件舆论场走向并不是建立在事实之上，情感和立场一开始就决定了舆论场格局。网友立场甚至对江歌案的事实还原过程、庭审现场还产生了剧烈的纠缠和冲击。很多人认为被告激进的辩护策略，与国内舆论对刘鑫责任的过度关切有关。
2016年年底，《牛津字典》将“后真相”（post-truth）确定为年度词汇，让这个学术名词进入大众视野。它是指，“诉诸情感及个人信念，比陈述客观事实更能影响舆论的情况”，简而言之，在信息传播过程中，真相有时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情感和观点。
后真相开始被人研究是始于两件大事，英国脱欧和美国大选川普的当选。主张脱欧的英国政客约翰逊（Boris Johnson）和美国总统候选人特朗普，都被批评者称为“后真相政客”，批评者认为他们利用社会上存在的偏激情绪，对某种族群的仇恨和猜疑，不断发表煽动式言论，曲解事实，乱编故事而赢得大量支持者。
2016年《经济学人》发表了一篇文章《Art of the lie》，文章把川普先生称作“后真相”政治的典型代表——在川普的世界里，奥巴马的出生地不是美国；奥巴马和希拉里创建了伊斯兰国家……这些故事没有事实依据，仅是靠断言“感觉是这样”。但他并未因此受到责罚，反而是进一步向权力顶峰进发。
其实大量的假消息并不来自于政客，而是来自于假消息生产链条。有需求就有供应，不只是政客在说谎，虚假新闻已经成为产业，甚至成为某些地方的土特产。
去年美国大选之后，有美国媒体调查发现，欧洲国家马其顿人口不足五万的小城Veles里，青少年操持着这样的买卖：跟谷歌“广告圣”Google AdSense合作，建网页刷流量挣点击率的钱（“广告圣”是谷歌开发的广告传播程序）。
在美国大选没有打响前，网上流行的关于养身和健康知识的英语网站很多出于马其顿的这些小青年之手。马其顿的网络写手年龄在十几岁到二十岁之间，他们对社交媒体熟门熟路。
美国大选开始以后，马其顿的网络写手们很快嗅到新的商机，从健康保健知识网改做美国政治新闻网，这种网页点击率高，来钱容易，尤其是支持川普、黑希拉里的政治新闻网页，极容易吸引眼球。
就是这些英语水平都不怎么样，纯粹以挣钱为目的的年轻人，靠着复制粘贴，一手包办了社交媒体上各种挺川反希拉里群里讨论的话题。（《欧洲小城青年以假新闻为业，顺手改变了美国历史》凌岚·腾讯大家）
人们发现，过去的一些传播常识失效了，比如过去认为信息会在自由流动中自洁，虚假的信息会被摒弃和淘汰掉，经得起检验的事实会最终浮现，但是社交媒体时代不是这样。“后真相”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兴起有直接关联，在这里人们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信息。
有人撒谎还不算主要的问题，更主要的问题在于，受众就愿意听这些说到心坎里的谎言，并不假思索地“转”、“评”、“赞”。
马克斯·韦伯所坚持的价值中立和事实原则已经在今天被虚无化了，那种可以在各种价值之间保持一定距离，以便无偏倚地得出客观性的结论，已经明显不符合后真相时代的话语。（《后真相时代意味着客观性的终结吗？》蓝江）
过去人们还是会承认“事实”比“立场”更加神圣。但是如今，谎言大行其道，是因为人们认为谎言中蕴含的“立场”比“事实”更加重要。在事实获得成本变高的时代，人们在难以判断的情况下，第一反应往往是相信自己的感觉；之后即使出现了相反的证据，人们也会倾向于忽视。
今天的社会，事实似乎渐渐失去主导社会共识的力量。
后真相时代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后真相时代首先应归因于社交网络的发展。
“在更早的时代里，公众意见的多样性难以充分表达，主流媒体的权威声音可能通过排斥和整合，控制多样性的程度，达成某种基本共识。而共识效应又反过来发挥了限制视角分化的作用。当今网络与社交传媒的发展，创建了崭新的交往与传媒方式，公共发言几乎不存在任何的门槛，‘随便什么人对随便什么问题都可以随便地说些随便的话’。公共领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众说纷纭的局面。这种局面导致了传统知识权威的衰落，却未必能促进开放和理性反思的公民政治文化。网络传媒依据特定的个人浏览偏好，通过‘算法’自动推送，以及社交媒体朋友圈的‘回音壁’效应等，都倾向于固化人们既定的价值和观点，从而使同类人群更加固执己见，同时加剧了不同人群之间的视角分化。”（《刘擎：共享视角的瓦解与后真相政治的困境》·《探索与争鸣》）
更深的原因，是认识论上的差异。
“真相的‘客观性’依赖于‘共同视角’，如果我们大多数人能够共享相同的视角，那么作为‘合理幻觉’的客观性仍然能够维持。……但坏消息是，我们在许多问题上并不总是具有共享的视角，一旦彼此的视角存在严重冲突，仅仅诉诸事实真相对解决分歧可能无济于事，因为真相本身恰恰是分歧的焦点之一。”（刘擎）
聪明的自媒体、大V们一点也不纠结，他们很快适应。比如此次江歌事件中饱受批评的自媒体咪蒙两年前就已经这样总结了打法：
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
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
你不适合。
你看了《乌合之众》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
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
你的标题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
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适合写新媒体文章。
……
大众不是想看你怎么表达你自己。
而是想看你怎么表达我。
我想在你的文章中看到我自己，我在朋友圈转发这篇，是因为“这就是我”“我就是这么想的”“作者帮我说了我想说的”。
所以，好的文章，要体察到人性的痛点，表达大众的情感共鸣。
——《如何写出阅读量100万+的微信爆款文章？》
江歌事件中还有的新媒体大v美其名曰挖掘人性，其实也是在利用人性，利用后真相时代的传播特征。
怎样走出后真相时代的困境？
个人或者群体如何走出后真相时代？有人给出的建议是：不断提高“媒商”，不犯懒、不盲从，勤疑问、勤思考、勤核实……
不过这些主张很可能收效甚微，因为如前文所述，后真相时代的到来并不是因为人们懒惰无知，也不全是因为有人不断在搅浑水，根源是人们表面在意真相，其实不在意，偏见大行其道，共同视角遗失。
应该说克服偏见，寻找看问题的基础的共同视角才是走出后真相时代的重要方向。
此次日本庭审受到很多中国网民的肯定，在于它完整体现了司法的重大价值——司法对民粹（民意）的制衡，背后是专业主义、逻辑能力和程序意识在起作用。
如果专业主义精神、逻辑能力和程序等法律意识等等这些文明成果能被社会中普通人共同在意，能成为看问题的基础共同视角，后真相就有可能被制衡。而这些精神要普及，甚至于要形成合力，至少有一个条件是，社交媒体大环境中，不急功近利的、愿意承担社会责任的自媒体越来越多。
来源：今日话题
作者：郭墨墨
没有找到相关结果
已邀请:
0 个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