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光棍，消失的6600万中国女孩
“大量娶不到老婆的光棍背后，是6600万因为性别歧视被堕杀的女婴。” —— 梁闻焰
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可能还会持续数十年，并将在得到改善之前一直恶化。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共计26亿人口（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将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婚姻在中国和印度一直是社会归属的重要部分。一旦婚姻不再是普遍现象，谁也不知道这两个国家会如何反应。大量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年轻光棍将在各自所处的社会中以反常的程度与暴力、犯罪相连。
这种“婚姻挤压”的根源，要从上一代说起。（现已放宽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对儿子的传统偏好让性别选择性的堕胎在90年代的中国变得非常普遍。不久之后，同样出于对儿子的偏好，又得到了产前性别检测的助力，这在印度也成了常态。联合国人口署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到2015年，中国每100个女性新生儿对应的是116个男性；在印度，这个数字是111。这些性别比在巅峰之后已略有回落，却仍远远高出介于100到105之间的自然性别比。
结果就是，相比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数量巨大的女孩和女人在现实中消失了——缺席了。2012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依据正常性别比，中国在2010年本应该有7.21亿女性人口。然而，真实数字只有6.55亿——中间少掉了6600万，或者说10%的女性人口。印度的性别比例还不至于这么糟。比起正常情况，印度少了4300万，即7%的女性人口。性别选择性堕胎亦存在于其它国家，然而在中国、印度两位巨头相比之下，他们都黯然失色。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世界1.17亿消失的女性人口中，有1.09亿来自中国和印度。根据法国巴黎发展研究学院Christophe Guilmoto的计算，中国和印度的婚姻模式在2010年尚且正常，但将在2020年变得非常畸形（见下图）。
“消失的女人”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面临急剧下降的生育率，性别比正常的国家也存在“婚姻挤压”的现象。出生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男性趋向于娶比自己年轻几岁的女性。在印度，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6岁，女性则是22岁。这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出生率降低，20出头的女性人数会比她们最可能要嫁的男性——即奔三的男性——人数要稍微小一些（或者说，增长得更慢）。这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事实上，在2000到2010年之间，25到29岁的印度男性人数增长了920万，而20到24岁的印度女性人数只增长了760万。
即使印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并保持正常，到2050年仍然会多出30%想结婚的单身男子。这都是印度急剧下降的出生率所致。然而在近年来出生率持续低迷的中国，尽管生育率下降较为缓慢，到了2055年，仍然会多出30%想结婚的单身男子（在这之后性别失衡将会有所好转）。出生率的降低通常会因为提供了“人口红利”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与需要供养的子女和父母相比，可充当劳动力的成年人数量更多），但它也使得婚姻挤压的情况雪上加霜。
“排队效应”恶化了这一问题。一个队伍排多长，取决于多少加入者，多少人离开，和人们愿意为此等待多长时间。同理，婚姻也是如此：多少人到达了适婚年龄（加入者），多少人结婚了（离开者），以及人们愿意等多长时间。在中国和印度，结婚仍然是一个默认的规矩，因此男性为了等待喜结良缘，甘愿等待多年。
因此，一个结婚的“排队效应”在中国与印度建立了。在第一回合，一列女性达到了适婚年龄（比如说20到24岁），与25-29岁队列的男性结婚。但是会有少部分男性被剩下，于是这些男性继续等待。在第二回合，两个新队列的男女达到了适婚年龄。这一回合中，上一轮剩下的男性（现在大概30出头了）仍然在寻找妻子，并且和比自己更年轻的男性竞争。于是，女人性择偶的范围更加大了。于是过了第二回合，更多的男性被剩下。以此类推。一大堆未婚的男性开始堆积了起来。只要加入者和离开者的数量发生一个小小的失衡，这个结婚的队列移动就会变得非常慢。因此在婚姻中，一个小小的性别数量差距，都会导致大量男性变成单身汉。他们在中文里被称作“光棍”，在哈里亚纳邦被称作“马朗”（呆头呆脑），在旁遮普邦被称作“chhara”（未婚男性的贬义词）。
更惨的是（对男性来说），在富裕的亚洲国家，女性开始不爱结婚了。与低学历的女性相比，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更可能晚婚，甚至不婚。相对于农村女性和在家中工作的女性而言，住在城市并有职业的女性更晚婚甚至不婚。在任何地方，女性的结婚率都在降低，结婚年龄在上升。在中国，随着女性变得更富裕、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她们开始效仿起日本和韩国的姐妹们，不婚或晚婚，这使得未婚男性的数量变得更多。
以上这些因素，让中国和印度的婚姻挤压变得非常急迫，并会持续很久——比单单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的婚姻挤压，还要严重得多。Guilmoto先生计算出，中国在2050-2054年间，每一百个想要结婚的单身女性，将会对应186个单身男性（如图）；印度在2060-2064年间，峰值将会更高： 191个单身男性对应100个单身女性。这是基于出生性别比不改变的假设上的计算结果。然而，即使出生性别比在2020年回到正常情况（不太可能），婚姻挤压仍然会很严重。中国的峰值将会发生在2030年，160：100；印度的峰值在20年后，164：100。
这种程度的婚姻挤压，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美国的荒野西部(现在的北达科他)有着大量多余男性，这是个罕见的例子。
这也许也会有一些正面影响：例如印度新娘的紧缺造成一些地区的嫁妆价格开始下落。但整体来说，大部分影响是负面的。哥伦比亚大学的Lena Edlund和一些人发现，1988至2004年的中国，性别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暴力犯罪和偷窃上升6到7个百分点。拐卖女性当新娘贩卖变得更加普遍。同时性别失衡也推动了嫖娼需求的增长。
有一些显而易见的补救措施。如果女孩早婚，可以提升结婚率，但这会阻碍女性职受教育和职业发展的进程。还有就是从附近的国家寻找新娘。中国云南与广州省的一些村庄，因为当地女孩们纷纷进城打工，许多男性娶了年轻的越南或缅甸女性。北京新闻报是一个国家级报社，该报社最近给出了建议——十个最适合中国男性寻找新娘的国家（乌克兰，显然有可能）。但这个建议仅仅把一个地方的问题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根本上没有作用。中国和印度实在太大了，跨国婚姻也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婚姻需求。
如果——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婚姻配对变得更加对称（一个大学毕业生和另一个大学毕业生结婚，诸如此类），至少不婚的压力能够分散得更加平衡些。在中国和印度，女性倾向于“高嫁”——比如，文盲女性和一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男性结婚，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和接受过中等教育的男性结婚；以此类推。这样的结果就是金字塔最下层的男性，和金字塔顶端的女性，会很难找到配偶。因此婚姻挤压对每一个人来说，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它影响最大的是文盲男性，而且对研究生学历的女性并无益处（在中国被称为剩女）。
不过总体来说，婚姻模式的改变能够稍微缓和这种将会持续数十年的婚姻挤压。中国已经改变了一胎政策，出生性别比开始降低。但由于婚姻挤压是由多方因素共同引起的，因此即使性别比回归正常，婚姻挤压仍将持续。Guilmoto预计，在2070年将有超过21%的中国男性直到50岁仍将未婚，而有15%的印度男性直到50岁仍然未婚。即使三代之后，根据性别而选择是否堕胎所造成的影响仍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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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闻焰：外媒的6600万，国内媒体的3000万，不管哪个数字，天朝在堕杀女婴上面都造了一笔巨大的血债。然而国内媒体永远只会帮娶不到老婆的光棍叫屈抱怨女人拜金要彩礼；外媒至少能看到多方面的元素，比如越来越多的高收入女性开始选择不婚。
微博网友@BeatrixChiu ：作为海外大学的学生，我曾经在数据课上用类似文献做过演讲。现在社会的问题在于，中国大多数人对这个“消失的女孩”现象表现得轻描淡写不闻不问，而相比之下，当初我做演讲的班级，所有的外国朋友【包括本地出生的华裔】，都认为这个数据触目惊心难以置信。本文中，经济学人的撰稿人提到了现阶段中国印度两个国家的主要问题：男多女少及婚姻市场倾斜。这些现象确实是事实，然而当大多数人只把“男多女少”这一事件的后果认为是光棍剧增，而不是男性需要反思，只能说我们的女权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要走。
微博网友@ExplodePenileCancers ：只看到作者维护JB的抢婚抢劫权，没看到它关注女婴被屠杀。
微信网友（匿名）：在一些城市郊野或者小城市地带，经常会发生一些案子，其共同特点是：犯案者均为年龄偏大且社会地位地下的单身男性。他们经常将女大学生作为发泄性压抑的对象。这样的犯罪率一直有上升趋势。这个现象就是，男女比例失衡造成的“婚姻挤压”的一种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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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e branches, redundant males
多余的光棍，多余的男性
婚姻挤压（marriage squeeze）可能还会持续数十年，并将在得到改善之前一直恶化。中国和印度两个国家，共计26亿人口（即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都将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婚姻在中国和印度一直是社会归属的重要部分。一旦婚姻不再是普遍现象，谁也不知道这两个国家会如何反应。大量游离于家庭之外的年轻光棍将在各自所处的社会中以反常的程度与暴力、犯罪相连。
Missing girls, missing brides
消失的女孩，消失的新娘
这种“婚姻挤压”的根源，要从上一代说起。（现已放宽的）独生子女政策以及对儿子的传统偏好让性别选择性的堕胎在90年代的中国变得非常普遍。不久之后，同样出于对儿子的偏好，又得到了产前性别检测的助力，这在印度也成了常态。联合国人口署的数据显示，在2010年到2015年，中国每100个女性新生儿对应的是116个男性；在印度，这个数字是111。这些性别比在巅峰之后已略有回落，却仍远远高出介于100到105之间的自然性别比。
结果就是，相比没有性别选择的情况，数量巨大的女孩和女人在现实中消失了——缺席了。2012年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显示，依据正常性别比，中国在2010年本应该有7.21亿女性人口。然而，真实数字只有6.55亿——中间少掉了6600万，或者说10%的女性人口。印度的性别比例还不至于这么糟。比起正常情况，印度少了4300万，即7%的女性人口。性别选择性堕胎亦存在于其它国家，然而在中国、印度两位巨头相比之下，他们都黯然失色。2010年的数据显示，全世界1.17亿消失的女性人口中，有1.09亿来自中国和印度。根据法国巴黎发展研究学院Christophe Guilmoto的计算，中国和印度的婚姻模式在2010年尚且正常，但将在2020年变得非常畸形（见下图）。
【左图：在想要结婚的人口中，每100位女性对应的男性人数（预测）】
【右图：每100个新生女孩对应的新生男孩数】
【右图：每100个新生女孩对应的新生男孩数】
“消失的女人”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面临急剧下降的生育率，性别比正常的国家也存在“婚姻挤压”的现象。出生率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男性趋向于娶比自己年轻几岁的女性。在印度，男性的平均结婚年龄是26岁，女性则是22岁。这就意味着，当一个国家的出生率降低，20出头的女性人数会比她们最可能要嫁的男性——即奔三的男性——人数要稍微小一些（或者说，增长得更慢）。这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可是事实上，在2000到2010年之间，25到29岁的印度男性人数增长了920万，而20到24岁的印度女性人数只增长了760万。
即使印度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回归并保持正常，到2050年仍然会多出30%想结婚的单身男子。这都是印度急剧下降的出生率所致。然而在近年来出生率持续低迷的中国，尽管生育率下降较为缓慢，到了2055年，仍然会多出30%想结婚的单身男子（在这之后性别失衡将会有所好转）。出生率的降低通常会因为提供了“人口红利”使发展中国家受益（与需要供养的子女和父母相比，可充当劳动力的成年人数量更多），但它也使得婚姻挤压的情况雪上加霜。
“排队效应”恶化了这一问题。一个队伍排多长，取决于多少加入者，多少人离开，和人们愿意为此等待多长时间。同理，婚姻也是如此：多少人到达了适婚年龄（加入者），多少人结婚了（离开者），以及人们愿意等多长时间。在中国和印度，结婚仍然是一个默认的规矩，因此男性为了等待喜结良缘，甘愿等待多年。
因此，一个结婚的“排队效应”在中国与印度建立了。在第一回合，一列女性达到了适婚年龄（比如说20到24岁），与25-29岁队列的男性结婚。但是会有少部分男性被剩下，于是这些男性继续等待。在第二回合，两个新队列的男女达到了适婚年龄。这一回合中，上一轮剩下的男性（现在大概30出头了）仍然在寻找妻子，并且和比自己更年轻的男性竞争。于是，女人性择偶的范围更加大了。于是过了第二回合，更多的男性被剩下。以此类推。一大堆未婚的男性开始堆积了起来。只要加入者和离开者的数量发生一个小小的失衡，这个结婚的队列移动就会变得非常慢。因此在婚姻中，一个小小的性别数量差距，都会导致大量男性变成单身汉。他们在中文里被称作“光棍”，在哈里亚纳邦被称作“马朗”（呆头呆脑），在旁遮普邦被称作“chhara”（未婚男性的贬义词）。
更惨的是（对男性来说），在富裕的亚洲国家，女性开始不爱结婚了。与低学历的女性相比，拥有大学学位的女性更可能晚婚，甚至不婚。相对于农村女性和在家中工作的女性而言，住在城市并有职业的女性更晚婚甚至不婚。在任何地方，女性的结婚率都在降低，结婚年龄在上升。在中国，随着女性变得更富裕、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她们开始效仿起日本和韩国的姐妹们，不婚或晚婚，这使得未婚男性的数量变得更多。
娶到老婆的幸运儿
以上这些因素，让中国和印度的婚姻挤压变得非常急迫，并会持续很久——比单单性别比例失衡造成的婚姻挤压，还要严重得多。Guilmoto先生计算出，中国在2050-2054年间，每一百个想要结婚的单身女性，将会对应186个单身男性（如图）；印度在2060-2064年间，峰值将会更高： 191个单身男性对应100个单身女性。这是基于出生性别比不改变的假设上的计算结果。然而，即使出生性别比在2020年回到正常情况（不太可能），婚姻挤压仍然会很严重。中国的峰值将会发生在2030年，160：100；印度的峰值在20年后，164：100。
这种程度的婚姻挤压，在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为罕见的。美国的荒野西部(现在的北达科他)有着大量多余男性，这是个罕见的例子。
这也许也会有一些正面影响：例如印度新娘的紧缺造成一些地区的嫁妆价格开始下落。但整体来说，大部分影响是负面的。哥伦比亚大学的Lena Edlund和一些人发现，1988至2004年的中国，性别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就会导致暴力犯罪和偷窃上升6到7个百分点。拐卖女性当新娘贩卖变得更加普遍。同时性别失衡也推动了嫖娼需求的增长。
有一些显而易见的补救措施。如果女孩早婚，可以提升结婚率，但这会阻碍女性职受教育和职业发展的进程。还有就是从附近的国家寻找新娘。中国云南与广州省的一些村庄，因为当地女孩们纷纷进城打工，许多男性娶了年轻的越南或缅甸女性。北京新闻报是一个国家级报社，该报社最近给出了建议——十个最适合中国男性寻找新娘的国家（乌克兰，显然有可能）。但这个建议仅仅把一个地方的问题转移到了另一个地方，根本上没有作用。中国和印度实在太大了，跨国婚姻也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婚姻需求。
Bare branches on the family tree
家庭之树上的光棍
如果——一个大胆的设想，如果婚姻配对变得更加对称（一个大学毕业生和另一个大学毕业生结婚，诸如此类），至少不婚的压力能够分散得更加平衡些。在中国和印度，女性倾向于“高嫁”——比如，文盲女性和一个接受过初等教育的男性结婚，接受过初等教育的女性和接受过中等教育的男性结婚；以此类推。这样的结果就是金字塔最下层的男性，和金字塔顶端的女性，会很难找到配偶。因此婚姻挤压对每一个人来说，影响也是不一样的。它影响最大的是文盲男性，而且对研究生学历的女性并无益处（在中国被称为剩女）。
不过总体来说，婚姻模式的改变能够稍微缓和这种将会持续数十年的婚姻挤压。中国已经改变了一胎政策，出生性别比开始降低。但由于婚姻挤压是由多方因素共同引起的，因此即使性别比回归正常，婚姻挤压仍将持续。Guilmoto预计，在2070年将有超过21%的中国男性直到50岁仍将未婚，而有15%的印度男性直到50岁仍然未婚。即使三代之后，根据性别而选择是否堕胎所造成的影响仍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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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一些网友对此文评论（个人言论，不代表翻译组立场，亦不代表原作者立场）
梁闻焰：外媒的6600万，国内媒体的3000万，不管哪个数字，天朝在堕杀女婴上面都造了一笔巨大的血债。然而国内媒体永远只会帮娶不到老婆的光棍叫屈抱怨女人拜金要彩礼；外媒至少能看到多方面的元素，比如越来越多的高收入女性开始选择不婚。
微博网友@BeatrixChiu ：作为海外大学的学生，我曾经在数据课上用类似文献做过演讲。现在社会的问题在于，中国大多数人对这个“消失的女孩”现象表现得轻描淡写不闻不问，而相比之下，当初我做演讲的班级，所有的外国朋友【包括本地出生的华裔】，都认为这个数据触目惊心难以置信。本文中，经济学人的撰稿人提到了现阶段中国印度两个国家的主要问题：男多女少及婚姻市场倾斜。这些现象确实是事实，然而当大多数人只把“男多女少”这一事件的后果认为是光棍剧增，而不是男性需要反思，只能说我们的女权还有很长很长一段路要走。
微博网友@ExplodePenileCancers ：只看到作者维护JB的抢婚抢劫权，没看到它关注女婴被屠杀。
微信网友（匿名）：在一些城市郊野或者小城市地带，经常会发生一些案子，其共同特点是：犯案者均为年龄偏大且社会地位地下的单身男性。他们经常将女大学生作为发泄性压抑的对象。这样的犯罪率一直有上升趋势。这个现象就是，男女比例失衡造成的“婚姻挤压”的一种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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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小焰火翻译组
初译：@梁闻焰_
校对：@她是龙_狐媚快续约 @那边的帅叔 @BeatrixChiu
排版：@梁闻焰_
原文链接： http://www.economist.com/news/ ... as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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