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批判”叫“冯小刚式”主旋律
作者：王耳朵
电影艺术当然要高于生活，但也首先应当尊重生活，更不能美化现实中灰色的部分。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关注到“中国式上访”，却扭曲了截访的现实，这可能是其让人遗憾的地方。
由冯小刚执导的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正在全国各大院线热映，电影改编自作家刘震云的同名小说。电影讲述了一个被丈夫污蔑为“潘金莲”的农村女人李雪莲，十多年间一直申诉，坚持不懈为自己讨公道的故事。有媒体称，《我不是潘金莲》这部电影可以称得上是现代版的“官场现形记”，是冯小刚执导以来尺度最大的一部电影，也是其执导的最优秀的电影。
事实果真如此吗？电影《我不是潘金莲》担得起这么高的评价与赞美吗？
一、《我不是潘金莲》是一个法盲加刁民的闹剧
一个普通的农村妇女李雪莲，为了证明前夫称自己是潘金莲是错误的，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从镇到县，由市至省，再到首都，向各级官员进行申诉。这是电影《我不是潘金莲》表达的主要内容与情节。
电影看似以李雪莲为主角，实际上真正的主角，却是李雪莲申诉路上出现的各个男人。前夫、情人、街坊、不同级别的官员。每个男人都个性鲜明，特别是其中的官员。不同级别的官员，形象地刻画出了官场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官场间的矛盾与生态。
按照媒体的描述，《我不是潘金莲》就是一出活生生的现代版“官场现形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习惯于欺上瞒下却往往弄巧成拙的县长、遇事不愿为自己增添一点麻烦的县法院院长、常常对下级发狠话却治理能力欠缺的市长。虽然电影中并没有出现贪官污吏，却让人看到一个格外讽刺的官场生态。对官场文化的叙述与反讽，正是《我不是潘金莲》获得如潮赞扬的缘由之一。
然而，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一点，电影中的主角李雪莲，行为本身其实也不具备足够的正义性。如果李雪莲的所作所为带着“法盲”和“刁民”的性质，那么其对官员和官场生态的讽刺性，也难免就打了折扣。
这样的细节，在电影中几乎随手可以拈来。譬如，电影中王公道是基层法官，也是第一个办理李雪莲案的政府工作人员。李雪莲曾经跑了几十里路，背了半布袋芝麻，拎着一只老母鸡来到王公道门前。李雪莲自称是王公道拐了不少弯的亲戚，希望他能证明自己和秦玉河的离婚是假的。然而，只要经过了基本的法律程序，离婚怎么会存在“假离婚”一说。希望法官证明自己离婚为假，这只能是一种法盲的下意识认知。
再譬如，李雪莲一直坚持认为，不愿帮助她的人都可能是贪官，都参与了行贿与受贿。她不服王公道的判决，就跑到市里去闹事，说法院把案子判错了，王公道收了她前夫的钱，还收了自己的腊肉和油。几乎对每一个“不愿解决自己问题”的官员，她都要给其按上莫须有的罪名，恨不得他们马上被撤职才好。如此做法，已不像一个坚持为自己维权的公民所为，更带有了“无赖”和“刁民”的性质。
正因如此，过度地赞扬《我不是潘金莲》是一则“官场现形记”，而看不到其中“小人物”李雪莲自身的“非正义”，看不到李雪莲上访更像一个法盲加刁民的闹剧，那么评价难免就会失去客观与中立性。
二、看似击中了“中国式截访”的痛点，某种程度上美化了现实
贯穿于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的主线，一条是李雪莲不懈的上访，另一条是各级政府工作人员的截访。在两者的冲突中，“中国式上访”让备觉沉重。因为触碰到“上访”“维稳”等社会治理中的相关领域，《我不是潘金莲》因此收获了“冯小刚执导以来尺度最大电影”的赞誉。
去关注诸如访民等“边缘人群”的心理与生活，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在这方面的确显得“非同寻常”。然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单就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具体内容而言，某种程度上，它却又丑化了访民，美化了截访的现实。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李雪莲被塑造成了一个精神偏执、不懂法律、以每级官员为敌的上访者，这显然是一种对现实中访民形象的扭曲，也让人想起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曾经说过的一句引发沸沸扬扬争议的话，“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百分之一百，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
那些上访专业户，那些坚持不懈上访的公民，就一定是“精神病”吗？就一定存在“偏执型精神障碍”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无论是基本的生活经验，还是接踵而出的新闻报道，都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上访是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如果不是有着难以平息的愤怒感，如果在政府职能部门那里能被认真对待，如果不是问题的解决看不到解决的希望，应该很少会有人去坚持上访，和政府的截访人员时时“较量”。多数时候，上访者只是一群无法得到公权救济的失落的人。
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上访者李雪莲同样被刻画成了一个有着“偏执型精神障碍”的人。如此访民形象塑造，显然与真实的生活并不相符合。
具体到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虽然李雪莲在坚持上访，甚至上访部门的级别越来越高，虽然政府工作人员对其进行了截访，但截访行为一直都相当温柔。然而真实的生活果真如此吗？即便只是以新闻报道为例，那些因为截访而发生的冲突与伤害事件，一直都没有消失。就在本月，媒体还报道了四川一访民疑因截访被死亡的事件。真实的截访，远无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那般温情脉脉。
电影艺术当然要高于生活，但也首先应当尊重生活，更不能美化现实中灰色的部分。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关注到“中国式上访”，却扭曲了截访的现实，这可能是其让人遗憾的地方。
三、影片背后或许有冯小刚不可言说的“小心翼翼”
回顾冯小刚执导的所有影片，电影《我不是潘金莲》真是其中最优秀的一部吗？不妨从表现形式和批判精神两个方面来比较一下。
所谓表现形式，在冯小刚执导的所有影片中，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不乏创新，甚至可以说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在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冯小刚创造性地采用了圆形、方形、宽银幕三种画幅来讲述李雪莲上访的故事。圆形画幅代表人情，方形画幅代表规矩和法治，无规矩不成方圆，方圆之间代表的是人情社会到法治社会的转变。《我不是潘金莲》上映之后，这种圆形与方形的表现方式，不仅以考究的构图和色调令国内观众惊艳，国外媒体也为其纷纷叫好。
同样，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也是用喜剧的方式来讲述荒诞的故事，但讲述方式更冷幽默。冯小刚自己也说，这部片子是“不一般的喜剧”，“喜剧有不同的类型，一种是语言的幽默，另一种是事情的幽默，第三种是背后道理的幽默。《我不是潘金莲》就是第三种幽默，这种类型的喜剧大家可能看到的不多”。
所谓的批判精神与姿态，和此前冯小刚执导的诸多电影一样，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也关注于社会民生，让观众没有距离感与隔阂感。但客观地来评价，其批评力度依旧相当有限。虽然是上访的题材，虽然触及了官场生态的话题，但此种展现，更多停留在表层与形式，并未触碰到问题的关键与核心，谈不上对上访和官场生态的反思，更不用说去探讨人性和权力的冲突与交融。一个细节是，在整部影片中，仍然充塞着太多的官话，充塞着太多冠冕堂皇的人物对话。
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中，当然有着批判，但批判的多是个体的“人物”，或者说是“人性”，对于不合理制度与文化的批判尺度，依旧相当有限。从中不难看到冯小刚的“小心翼翼”。此种“小心翼翼”或许有着现实的考量，但最终还是削弱了影片本身的感染力。
如此意义来说，虽然冯小刚表示，不怕电影《我不是潘金莲》“冒犯观众”，但这部电影仍然只能算是冯小刚“正常水平的发挥”，形式虽有创新，批判力度依旧原地踏步。冯小刚仍然是冯小刚，他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实现较大的突破，称电影《我不是潘金莲》为冯小刚执导的最优秀的电影，结论太轻率与抬高。
结语
《我不是潘金莲》引发现实的两极争议，并不奇怪，因为它触及了中国社会中最沉重与灰色的那一部分。在某种意义上，应该向冯小刚致敬。但回到影片的本身，对其过高的评价，却是有失客观的。冯小刚不过是用“小心翼翼”的方式，讲述了一个事实上已被扭曲的中国故事。李雪莲不是潘金莲，冯小刚仍然是冯小刚，突破与颠覆的评价，对《我不是潘金莲》而言，都太过溢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