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贵病”是怎么来的？富二代们不只是被宠坏这么简单
当我们提到富贵病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富贵病真的是一种病毒吗？它有可能成为流行疾病吗？
杰西·H·奥尼尔（Jessie H O’Neill）是一名心理学家，她的祖父曾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她创立的网站上有这样一个讲习班：“亲爱的金钱：治愈富贵病”。
1997年，奥尼尔出版了《黄金贫民窟：富贵病的心理学机制》（The Golden Ghetto: The Psychology of Affluence）一书，并在之后发起“富贵病治疗计划”。奥尼尔解释道，治疗计划的目的旨在驱散横亘在富裕家庭、个人心中的阴霾。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富贵病”（affluenza）这个词在无数语义文本中被广泛使用，它是由“富裕”（affluent）和“流感”（influenza）组合而成的复合词。上周，潜逃的“问题少年”伊桑·库奇(Ethan Couch)和他的母亲一同在墨西哥被抓获，“富贵病”也自此正式从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变得了一个媒体常用词汇。
然而，当我们提到富贵病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即使从心理学隐喻层面来看，富贵病真的是一种病毒吗？它有可能成为流行疾病吗？它是父母职责缺失导致的吗？此外更迫切的一点是，它会传染吗？
对于“富贵病”的解释数不胜数：一个基督教团体认为富贵病的症状包括“信用卡狂躁症”、“贪婪病”以及“因为无法从金钱俗事中脱离出来”的“病态的绝望”。《韦氏词典》给这个词的定义是：富裕导致的不健康、不受欢迎的心理和社会效果，通常被视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
富二代库奇在过去几天中引发了美国人们的强烈愤慨，新闻和社交媒体上都是一面倒的负面评价，而当前美国国内的舆论也正因为种族、正义、贫富等几大议题吵得不可开交。
“眼下美国政府减发了无数的食品券，上百万的孩童将因此忍饥挨饿，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不断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出台新的所得税宽减政策，”曾于1997年在公共广播电台上制作过讨论富贵病节目的约翰·德·格拉夫（John de Graaf）说道，“简而言之，这就是富贵病。”
德·格拉夫是《富贵病：过度消费正在戕害我们以及我们该如何反击》（Affluenza: How Overconsumption Is Killing Us – and How to Fight Back）的作者之一，这本书于2001年首度出版，3版于2014年发行。“富贵病”在书中被描述成“一种令人痛苦的、会传染的社会现象，它是重压、债务、焦虑和浪费的变体，它肇始于对更多财富的偏执追求。”
德·格拉夫认为现代富贵病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之后，他为富人减免了个人所得税，让穷人的安全网络受到了侵蚀。如果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被选为总统，德·格拉夫认为，“那么美国将变成‘富贵病’肆虐的帝国。”另一方面，在德·格拉夫看来，左翼民粹主义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无疑是“一剂治疗富贵病的良药”。
英国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在他2007出版的《富贵病：如何变得成功且保持理智》（Affluenza: How to be Successful and Stay Sane）一书中指出，整个世界正经历着富贵病的泛滥。
据Google Books的一个分析报告显示，“富贵病”这个词最早可以回溯到19世纪。绝大多数人认为首次使用“富贵病”这个词的是一个名叫弗莱德·怀特曼（Fred Whitman）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声名显赫且富有的旧金山家族后裔。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1954年怀特曼想到了这个组合词，当时他“正在研究因为继承遗产而产生的若干问题”。
然而，“富贵病”这个词在1908年在一份伦敦报纸的专栏文章中被提及，专栏作家认为，威廉姆·约翰·洛克（William John Locke）在1906年出版的《亲爱的流浪者》（The Beloved Vagabond）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亲爱的流浪者》讲述了一个法国建筑师将自己乔装打扮成流浪汉的故事。The Quote Investigator网站的管理员贾森·奥图尔（Garson O’Toole）考据出了这一来源。
Google Books词频数据显示，在1920年左右，“富贵病”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达到了一个高峰点。德·格拉夫解释道，这个现象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镀金时代的虚假繁荣让铺张浪费成了整个时代的风尚，之前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全球5000万人丧生。
这一历史回眸将我们带回到最近的这个富贵病案例中。
2013年，年仅16岁的伊桑·库奇醉酒驾驶撞死4人并导致9人受伤，却仅被法院判处缓刑10年并接受高昂的富贵病康复治疗。
这无疑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家境贫寒且被父母疏忽能够在量刑过程中作为减刑的理由（通常情况下法院都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家境富裕且被父母疏忽就不行呢？事实上，去年5月D Magazine刊发的一篇深度报道显示出，伊桑·库奇从小就未能得到父母的充分关注。
“少年法庭的判决过程让我着实感到震惊，”华盛顿游说团体司法政策研究所 （Justice Policy Institute）执行主任马克·辛德勒（Marc Schindler）说，“它本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判决。”
辛德勒补充道，问题的关键在于像库奇这样的家庭，他们能够动用家族资源请到最好的辩护律师。他援引一位刑事司法领域的同事的话说道：“在这个国度里，无辜但家境贫寒远比有罪但家境富裕要糟糕得多。”
尽管库奇的生活轨迹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的纵容和疏忽导致的，但辛德勒却认为，他“也并非完全是无可责备的。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013年在法院对库奇作出判决后不久，哈佛校报《哈佛红》(Harvard Crimson)的一篇评论文章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篇文章题为《富贵病的诸多表征》（The Many Strains of Affluenza），由一名哈佛大学2014级学生写就。
文章对法院“偏袒富贵病”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文章结尾写道：“让我们保持谦卑、让我们对哈佛园外的世界保持戒备心，外面的世界早已被肮脏的金钱所裹挟。我们必须时刻谨记以自我为中心将带来的致命后果。”
来源：界面
杰西·H·奥尼尔（Jessie H O’Neill）是一名心理学家，她的祖父曾是通用汽车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她创立的网站上有这样一个讲习班：“亲爱的金钱：治愈富贵病”。
1997年，奥尼尔出版了《黄金贫民窟：富贵病的心理学机制》（The Golden Ghetto: The Psychology of Affluence）一书，并在之后发起“富贵病治疗计划”。奥尼尔解释道，治疗计划的目的旨在驱散横亘在富裕家庭、个人心中的阴霾。
在过去一个世纪中，“富贵病”（affluenza）这个词在无数语义文本中被广泛使用，它是由“富裕”（affluent）和“流感”（influenza）组合而成的复合词。上周，潜逃的“问题少年”伊桑·库奇(Ethan Couch)和他的母亲一同在墨西哥被抓获，“富贵病”也自此正式从一个相对模糊的概念变得了一个媒体常用词汇。
然而，当我们提到富贵病时，我们究竟在谈论什么？即使从心理学隐喻层面来看，富贵病真的是一种病毒吗？它有可能成为流行疾病吗？它是父母职责缺失导致的吗？此外更迫切的一点是，它会传染吗？
对于“富贵病”的解释数不胜数：一个基督教团体认为富贵病的症状包括“信用卡狂躁症”、“贪婪病”以及“因为无法从金钱俗事中脱离出来”的“病态的绝望”。《韦氏词典》给这个词的定义是：富裕导致的不健康、不受欢迎的心理和社会效果，通常被视为一种广泛存在的社会问题。”
富二代库奇在过去几天中引发了美国人们的强烈愤慨，新闻和社交媒体上都是一面倒的负面评价，而当前美国国内的舆论也正因为种族、正义、贫富等几大议题吵得不可开交。
“眼下美国政府减发了无数的食品券，上百万的孩童将因此忍饥挨饿，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却不断为百万富翁、亿万富翁出台新的所得税宽减政策，”曾于1997年在公共广播电台上制作过讨论富贵病节目的约翰·德·格拉夫（John de Graaf）说道，“简而言之，这就是富贵病。”
德·格拉夫是《富贵病：过度消费正在戕害我们以及我们该如何反击》（Affluenza: How Overconsumption Is Killing Us – and How to Fight Back）的作者之一，这本书于2001年首度出版，3版于2014年发行。“富贵病”在书中被描述成“一种令人痛苦的、会传染的社会现象，它是重压、债务、焦虑和浪费的变体，它肇始于对更多财富的偏执追求。”
德·格拉夫认为现代富贵病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上台之后，他为富人减免了个人所得税，让穷人的安全网络受到了侵蚀。如果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被选为总统，德·格拉夫认为，“那么美国将变成‘富贵病’肆虐的帝国。”另一方面，在德·格拉夫看来，左翼民粹主义候选人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无疑是“一剂治疗富贵病的良药”。
英国心理学家奥利弗·詹姆斯在他2007出版的《富贵病：如何变得成功且保持理智》（Affluenza: How to be Successful and Stay Sane）一书中指出，整个世界正经历着富贵病的泛滥。
据Google Books的一个分析报告显示，“富贵病”这个词最早可以回溯到19世纪。绝大多数人认为首次使用“富贵病”这个词的是一个名叫弗莱德·怀特曼（Fred Whitman）的美国人，他是一个声名显赫且富有的旧金山家族后裔。据《芝加哥论坛报》报道，1954年怀特曼想到了这个组合词，当时他“正在研究因为继承遗产而产生的若干问题”。
然而，“富贵病”这个词在1908年在一份伦敦报纸的专栏文章中被提及，专栏作家认为，威廉姆·约翰·洛克（William John Locke）在1906年出版的《亲爱的流浪者》（The Beloved Vagabond）一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亲爱的流浪者》讲述了一个法国建筑师将自己乔装打扮成流浪汉的故事。The Quote Investigator网站的管理员贾森·奥图尔（Garson O’Toole）考据出了这一来源。
Google Books词频数据显示，在1920年左右，“富贵病”这个词的使用频率达到了一个高峰点。德·格拉夫解释道，这个现象在当时是合情合理的，镀金时代的虚假繁荣让铺张浪费成了整个时代的风尚，之前1918年的流感大流行导致全球5000万人丧生。
这一历史回眸将我们带回到最近的这个富贵病案例中。
2013年，年仅16岁的伊桑·库奇醉酒驾驶撞死4人并导致9人受伤，却仅被法院判处缓刑10年并接受高昂的富贵病康复治疗。
这无疑回避了问题的实质：如果家境贫寒且被父母疏忽能够在量刑过程中作为减刑的理由（通常情况下法院都是这么做的），为什么家境富裕且被父母疏忽就不行呢？事实上，去年5月D Magazine刊发的一篇深度报道显示出，伊桑·库奇从小就未能得到父母的充分关注。
“少年法庭的判决过程让我着实感到震惊，”华盛顿游说团体司法政策研究所 （Justice Policy Institute）执行主任马克·辛德勒（Marc Schindler）说，“它本应该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判决。”
辛德勒补充道，问题的关键在于像库奇这样的家庭，他们能够动用家族资源请到最好的辩护律师。他援引一位刑事司法领域的同事的话说道：“在这个国度里，无辜但家境贫寒远比有罪但家境富裕要糟糕得多。”
尽管库奇的生活轨迹似乎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父母的纵容和疏忽导致的，但辛德勒却认为，他“也并非完全是无可责备的。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2013年在法院对库奇作出判决后不久，哈佛校报《哈佛红》(Harvard Crimson)的一篇评论文章也表达了相同的观点。这篇文章题为《富贵病的诸多表征》（The Many Strains of Affluenza），由一名哈佛大学2014级学生写就。
文章对法院“偏袒富贵病”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不满，文章结尾写道：“让我们保持谦卑、让我们对哈佛园外的世界保持戒备心，外面的世界早已被肮脏的金钱所裹挟。我们必须时刻谨记以自我为中心将带来的致命后果。”
来源：界面
